外语学人 | 刘文立：缅怀杨润余教授
外语学人 | 刘文立：缅怀杨润余教授
世纪中大，山高水长；百年外语，积厚流光。值此百年校庆之际，学院设立“外语学人”栏目，并诚意向海内外校友邀稿，分享您与老师、学院的故事，回忆在中大学习和成长的美丽时光，共同书写属于外院人的百年华章！
文|刘文立
“Oh, le président Mao, je le connaissais, quand j’étais jeune. Mais maintenant, il est si grand, et moi, si petite...”（“啊，毛主席，我年轻时认识他。但现在，他是那么伟大，而我，如此渺小...”）这是杨润余教授在讲解一段毛主席语录时，神态自若地发出的一点感慨。
可是，语音刚落她就忍俊不禁了，与刚才剖析语法时的严肃面容形成鲜明的对照，同学们也跟着欢笑了起来。不过，由于是个偶然触及的话题，与课程本身无关，先生没继续往下说了。这幅令我日后经常回味的场景发生在1965年仲春，地点为康乐园西区外语系大楼一层法语63级的课堂。杨先生负责我们年级的语法教学。我对这门课一开始就非常重视，课余常常向老师讨教。杨先生是长沙人，也乐于回答我这个“小同乡”的问题。慢慢地，师生两人之间变得更熟悉了。那学期期末的语法考试我被扣了两分，心里不服就拿着试卷去问到底错在哪里。杨老师一字一板地反问：“你名词性宾语从句的概念还没有吗？法语词法句法和汉语词法句法之间的差异你比较过吗？”她的两句“重话”陡然敲醒了我。当晚，我细读吴达元编著的《法语语法》，梳理了名词性、副词性和形容词性三类从句的运用和区分，很有心得。自此，杨老师启发了我在总体上对母语和外语的语法体系加以对照比较，自己去思索体味其异同之处，因为哪里有什么专门的工具书。
有一次在与夹着教案包前往教学楼的杨先生相遇时，她见我在上课路上都旁若无人地大声背诵课文，喊了我一声。文立得以和先生单独聊了一会儿，也不知为什么，她特别问我到过长沙市河东古稻田和河西岳麓山下那片街区没有。这以后，我常在先生的必经之道上一株古树下迎候，陪着走一段路，随她走进教室。久而久之，先生对我更关爱有加，还说欢迎“小同乡”去家里做客。一个星期六傍晚，我如约前往。她的寓所位处康乐园中区小礼堂南向临近校医院一幢小楼的二层，为岭南大学早期的屋宇，算上西式的小阁楼有三层。杨先生领我进门时，介绍了夫君夏敬农先生。时值酷暑袭人的羊城初夏，蓄着山羊胡子的夏教授知道有客造访已着正装端坐在小客厅的沙发上，正在细看一本大部头外文书。他热情地点头回应了我的鞠躬，随即脱下上衣就进入书房了。
第一次拜望杨先生于其寓所，又是周末，她仍如工作日那样为我这个很不懂事的大孩子答疑指教，征求同学们对教学的意见，课程之外的事则一字不提。记得杨教授谈及所教的语法课程时曾说，与其他外语相比，法语的语法概念对于严谨的逻辑思维及口笔头表达更为有益，不妨有意识地加以实践，提炼自己。老师这番话，当时我都牢记在心里了。随后，就开始尝试汉语法语的“双语思维和表达”，运用的层面逐渐拓展提升，形成了自己的语言习惯及定势。经过许多年的磨练，在日内瓦、巴黎、里昂和佩皮尼昂进修或讲学时就能随口而出了，此乃后话。
出于自幼对文史的偏爱，文立有幸就读于古老星城清水塘旁边书香气极浓的长沙一中（毛泽东和朱镕基亦为这所湖湘名校的校友）高中部时，就常去阅览室翻阅此类书刊。因而获悉，一战过后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中国有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民初社会各界曾为之瞩目。与此同时，蔡元培、李石曾、褚民谊等具有远见卓识的教育活动家还同法国方面合作，参与创建了里昂中法大学。从杨润余教授年逾花甲之龄来推测，她与青年毛泽东的交集应关乎中国现代史上这两件大事。此前，我从高年级的学长那里听说，外语系法语教研室里有几位老师早年就读设于里昂的中法大学，杨先生即为其中之一。那么，总得有某种特定的场合使杨先生同那位日后举世闻名的大人物握过手吧。啊，我联想起来了！在长沙十一中上初中时，历史课除了全国统编教材外，还加开过简述湘省之沿革和演进的“乡土史”，重点为近现代部分。一位50多岁的李老师用地道的长沙方言并往往眯着眼授课，仿佛在回忆早年自己耳闻目睹过的“三湘四水”政经学界重大事件。李老师和我们这些学童都不时表现出一种出自“乡土史”的自豪感。文立被强烈地感染了,不由得思忖着，翻到秋收起义和上井冈山那个章节时师生没准会在课堂上一起手舞足蹈呢。在涉及湖南省城的部分，这位历史老师如数家珍般列举了辛亥革命后志士仁人创办的《湘江评论》《通俗报》《湘潮》和《新湘评论》等进步报刊。他们还建立了政论性“健学会”，尤其是不乏宏图伟愿的社会实践性“新民学会”等左翼社团。幼时文立哪能料到，作为1910年代曾加入过湘省“健学会”和“新民学会”的极少菁英才俊中的一员，杨润余女士将来会在南国的最高学府里耳提面命般教我法语。
1966年5月中下旬，一时狂风起，山河大变样。我想，其居所近在仅数十米之远的夏敬农、杨润余教授夫妇终其一日何能有片刻的安宁？但相比之下这样的担心实在显得太微不足道了。雄壮的革命歌曲、高亢的口号和怒吼激荡鼎沸于校园。我常主动陪伴那位好奇心重的法籍教师罗勇（Henri Rognon)，一边观看一边为他口译，借以训练自己。
那段时间，我曾读过几张从坚定的无产阶级阶级立场出发，严厉批判外语系某法语女教授在课堂内外宣扬、歌颂并践行“资产阶级人性论”“超越阶级的博爱”“法兰西式民主自由人权”和“母爱教育”的义正辞严的檄文。细品之下，几篇这样的文章虽未指名道姓，但外语系师生能判断其矛头指向何人。不过，由于此类文章缺乏事实依据，一味地扣大帽子，没能产生多大的轰动效应，围观者稀少，接茬儿呼应者寥寥。所幸，在杨润余教授早年参与革命社团、主编进步刊物、长期务实从教的往昔中，可供挑剔之处的确有限。再说，她为人处世又低调平和，服从领导且尊重同事，更是有教无类地善待自己的学生。因此，杨教授倒基本没有受到别的更大的冲击。文立所属的不敢公开自称却可私下自况的大批“逍遥派”，则在祈愿这场自己被动卷入的旷日持久的大动乱早日终结，我们外语系的老师均能重返讲台。的确，校系各级领导和老师绝大多数都是像杨润余女士这样终日忙碌、辛勤耕耘的康乐园园丁。无奈和可悲的是，他们陷身于一种“史无前例”的异常境况而难以自拔。那时，虽然我不敢再去拜望杨先生，但一直牵挂着这位待自己犹如慈母的好老师。
后来，我和外语系多数毕业生被分到国务院下属的“外事办”，据闻是作为外交部日后的选拔生先下放到部队劳动锻炼。为拜访杨老师，抵达羊城转车北上前的夜晚，我特意买了两天后的票。翌日，与曾相处长达七年多的几位“同窗牛友”一起重返康乐园。踏入我们的教室，我看到课桌已蒙上一层灰垢；惟其如此，我得以在尘封的台面上用食指留下“母校，文立回来了......”的心酸字样。走到西区学一宿舍地面层从前的房间外，见自己睡过几年的高低床还在，室内的锅碗瓢盆颇为醒目，一个婴儿在摇篮中啼哭，不知何人居住于此。接着，我们去探望了曾不厌其烦地教口语的良师罗勇。随后的那天，我与这些至交依依作别而独赴白云山下，终于再见到了我的杨先生，她的头发几乎全白，步履也显得迟缓沉重得多，但双眼依旧炯炯有神，出声仍然洪亮且充溢乐感。文立又听到她那略带长沙口音的谈吐，感到激动亲切极了。老师详细打听了同学们在解放军农场锻炼的情况，尤为关切地问：“在牛田洋军垦已两年多，你们还记得法语吗？”我告诉老师：“在部队农场，根据一位中央首长亲自下达的指示，每天都必须给学生安排一个小时复习外语的时间，这是雷打不动的，叫作天天练。”老师接着问：“中央首长都日理万机，学生这样的小事，还要哪位大领导专门去作什么指示？”我回答：“周总理。”听罢，杨先生沉吟了一下自言自语道：“是周恩来，还是恩来，他要管国家多少大事啊，连这样的细节他都考虑到了，真像他青年时期那样啊！”瞬刻间，我略感惊讶：“人人都是称呼总理，或周总理，杨先生却......”。听那口气，似乎是提到了一位熟识的朋友一样的。“回家乡后，估计会分配什么工作呢？”老师关切地问。“法语在湖南肯定用不上，糟蹋了我的几年青春，外语真是白学了，我这辈子是没什么前途和希望啦！”我叹着气答。不知怎么，老师听完此话突然提高了声调，我们师生共同的“母语”长沙话本能地爆发出口，对我严加训斥：“刘文立，你该扎（这个）蠢伢子，禾什（怎么）啯样（这样）讲？真是蠢得要死哒，你该扎后生仔！一点脑子都没有，法语怎么会没用呢？Tunnel(隧道）的尽头难道就没有光明吗？”接着，老师的语气有所缓和，脸上又浮现出学生们都已熟悉的温存微笑。她轻轻地拍着我的肩说：“毛主席不是也在诗中写过，风物长宜放眼量嘛。好伢子，你才20多岁，事业还没起步，前面有很长的路要走呐，难道就不能向远方看一看？”“文立，你回长沙去爬一爬岳麓山，瞭望一下四周的景色，到橘子洲头走一走，再想一想如何去中流击水吧！”那一刻，我只觉得善良的导师在慰藉海田里大堤上游荡的弟子。可是，由于自己不谙世事，一时间因感到前路迷茫已近乎绝望，未能领会老师所说的话，听罢凄然无语，只能苦笑以对了。而子夜灯下的此刻，本人敲击键盘追忆整整50年前那一幕, 先生一席话字字句句都是文立抑郁失神的灰暗心态所急需的一抹光亮，一声警告，一种启迪，一个鞭策。弟子对于恩师，发出了源于自身漫长职业生涯的喟叹：“敬爱的杨润余教授，还是您老人家骂我骂得好，说我说得对啊！”
离开杨先生时，她从书房里取出几本法语工具书送给我。正当我要躬身告别，老师却又转身回书房，取出一本用牛皮纸严实地包起来的书。见四周无人，这才小心翼翼地把它拆开。我真是喜出望外，里面居然是法文版的《安娜·卡列尼娜》，一些页面已破损了。她凑到我的耳边小声地叮嘱：“这个译本很不错，自己当教材好好读吧，就千万别说是谁送给你的啦！”
返回故乡后我函告杨先生，自己被分配到周南中学教英文。她回复了一封短信：“周南女中，好学校，我去过，那里有我年少时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叫向警予，但她为革命牺牲了。”
70年代初，长沙市图书馆（现今早已搬迁，其原址被冠名为“中山亭”）位于黄兴北路，离周南中学仅一箭之遥。当时，大量文史典籍数年前就被封存而仍未开放，幸好部分革命类书报期刊不在此列。我有的放矢地翻阅某些史料，印证了自己先前的推测。多年后的今天，笔者征集了不少资讯文章档案特别是先生本人的珍贵回忆录，可与之互补佐证。凡此，足以勾勒杨润余教授几乎贯穿二十世纪并折射出时代之光的活动轨迹和艰辛旅程，展示一位自幼追求革新进步、远赴异邦不懈求索和勤勉服务于中华社会的杰出湘籍知识女性的绚丽人生画卷。
杨润余1902年生于长沙，自幼聪颖好学。她10岁那年就被成立不久的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古稻田女师）录取，编入第二班。求学期间，她聆听过徐特立、朱剑凡和赵鸿钧等长沙名师的授课，与向警予、陶毅（二人在毕业前已转到周南女校）、毛泽东、蔡和森等激进学子过从甚密。辛亥革命刚过，在民国取代帝制后除旧布新、百废待举的岁月里，不同派系的军阀拥兵自重，割据争斗，各类冲突交织，多种矛盾凸显。湖湘首府众多有志学人不满足于坐席论道，他们切实有为地引领狂飙时代之潮流，与京沪宁大批激进青年遥相呼应而汇聚成数股洪峰，猛烈地促进着这场中国政体革新的伟大政治运动。1919年6月7日，时任湖南教育会会长的陈润霖以该会的名义致电各省教育会，对北京等地学生的爱国行动予以声援，同时向治湘的北洋军阀张敬尧发出告诫。6月15日，陈润霖进而在长沙联合徐特立、朱建凡、胡元倓、杨树达、方克刚、汤松等知名人士发起成立“健学会”。这个进步社团“以输入世界新思潮，共同研究，择要传播为宗旨”“会友公认辩论为发达学术之当然途径”，约定每周星期天聚会，举行学术讲演。其时，长沙街头巷尾已群情激昂，集会宣传造势之活动此伏彼起。湖南教育厅在杨怀中先生的指导下，也常组织一些有启发性和教育意义的报告会，各校师生纷纷前往。作为女师学生，杨润余随即参加了名噪一时的“健学会”，并认识了“新民学会”的主要发起者毛泽东。杨润余回忆道：“当时，长沙的青年踊跃响应北京学生运动的，主要有岳麓山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古稻田的省立第一女子师范，湘雅医学专科学校及周南女子学校的学生们。她们在一些进步老师的指导下，满怀激情，接受北京的新思潮。而毛泽东同志就是其中出类拔萃的一个。他以钻研革命理论的精神及领导的才能，站在运动的最前列。当大家还停留在一般的爱国运动，反对封建腐朽势力的阶段时，他和蔡和森以及其他一些有志革命的同志已在进行马列主义的研究并宣扬科学和民主。他们赞颂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认为我们只有走苏俄这一条道路，才能达到真正救国的目的。而徐特立老师（他兼任男女第一师范两校的教育课程的教职）则以他那朴素的仪表，和蔼的音容，向我们灌输教育救国的理论。我们也颇受他的影响。”（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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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润余1912年至1917年就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时的学生名录（编入第二班）
1918年4月14日星期天，在长沙岳麓山下的刘家台子（亦称周家台子）蔡和森家（现为岳麓区一处袖珍园林，名为“新民学会原址”），根据《礼记》所云，成立了“新民学会”。与会者除蔡和森外，还有毛泽东、罗宗翰、张国基、夏曦、肖植藩、肖旭东、何叔衡、陈绍休、周名弟、邹蕴真、罗章龙、张昆弟、陈书农、李维汉等有志于革命运动的精英学子。起初学会规定过“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方针，稍后确立了“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宗旨。在1919年五四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并倡导男女平等的革命大势下，该学会又吸收了多名进步青年，蔡畅、向警予、陶斯咏（陶毅）、杨润余、李思安、许瑛、周敦祥、周毓明、魏壁、任培道、吴家瑛、许文煊、劳君展等众多女性得以加盟。一时间，这项罕见的创举于神州大地上开了风气之先，在湖湘舆论界及京沪宁汉等地引起了广泛而持久的反响。相比之下，新民学会的参与者比健学会的创立者更为年轻，更加新锐，更有活力。而杨润余则为加入过这“两会”的为数极少的女性成员之一。
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长沙周南女校合影（1919年11月）后排左四为毛泽东 前排右三为杨润余
不久，新民学会以实际行动响应并支持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等社会活动家倡导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号召其会员身体力行，踊跃参与。仍在豆蔻年华的杨润余毅然决定与多位同道结伴前往欧洲，她努力研修法文和英文，为此行做了扎实准备。当年，昂贵的旅费令不少囊中羞涩的志士仁人遥望远洋邮轮而踌躇不前。适逢其时，出现了蜀粤浙京沪宁诸省市官府和工商行会募集捐款以共襄这项民族大业之盛举。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和蔡和森抵达北京。他们拜望了先后执教于湖南第一师范和北京大学的一代名师杨昌济教授，并在其东城区豆腐池胡同十五号的居所临时投宿。此时怀中先生已罹患重疾，来日无多。但他仍以抱病之身执笔，为毛蔡二人书写了一封致社会贤达章士钊先生之函件，信中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后来，他俩持此函转赴沪上，向这位名重一时的民初长沙士绅请求资助。素有古道热肠的行严先生慨然应允，将自己募集到的两万银元巨款交与毛、蔡二人。毛泽东把其中的一万元资助新民学会的赴法勤工俭学生，另一万元则用于在湖南开展组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于是，杨润余等多名新民学会会员方得以圆其“诗与远方”之梦。“在1921年夏，上海有半官费留学法国的机会，经过考试，我参加了进去。而最幸运的是：毛泽东同志当时已来上海，在七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他从赵烈钧老师处，得知我住在闸北虹江路四达里我哥哥的家中（当时他已去武汉与周鲠生、皮宗石等筹建武汉大学），便来看我并为我送行，他告诉我新民学会在这一时期的情况。他说也组织了许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其中有蔡和森、向警予、蔡畅、劳启荣、魏璧、肖淑良及范新顺（她二人均为女师的同学）等等，最值得敬佩的是年将半百的徐特立老师及蔡氏兄妹的母亲葛健豪老太太也参加了这个行列！他要我到法国以后，和他们取得联系，并勉励我努力学习，不要忘记健学会和新民学会的精神。我问他为什么不和徐老师等一起也去法国？他说共产党成立以后，国内还有事情要做，他暂时还不能去。我当时万想不到，他有伟大的理想及宏图，要为解放全中国作一切准备。”（注2）随后，在“法华教育会”的安排下，获益于毛泽东、蔡和森转交的章士钊捐款，包括杨润余、苏雪林和罗振英等13名女生在内的一大批勤工俭学生在上海登上了驶往地中海的邮轮。毛泽东曾亲赴码头送别远行者，此前留下了一帧合影。
1920年5月8日，毛泽东等12名新民学会会员在上海的合影（右一为杨润余）
根据杨润余本人填写的“法中大学协会”即“法中学院”学生登记表（见附图），她在1921年10月入学；此前，曾参加了在北京高师的培训。她先后就读于里昂中法大学（学院）和第戎大学。据新民学会和勤工俭学运动的相关史料记载，与杨润余搭乘同一艘邮轮赴法的新民学会会员就有12名。而这一时期，天津进步社团“觉悟社”的周恩来、张若名也走上了同一条道路。来自各地的勤工俭学生在巴黎、里昂和蒙达尼等地举办过多次集会及活动。杨润余有勤工俭学生、健学会和新民学会会员的三重身份，与同在法国的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蔡畅、陈毅和向警予等坚定的勤工俭学革命者，亦有接触或交集。求学异邦期间，杨润余与禀赋超群的苏雪林、袁昌英、张若名以及饱经人世沧桑的画家潘张玉良等一心向学之才女，来往频繁一些。她与上述革命精英频繁的建党活动则逐渐疏离，往往埋头于繁重的学业。
从法国学成归来后，杨润余作为稀罕的专业人士服务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业绩斐然，备受器重。1931年，所长何炳松委托杨润余接替叶圣陶主编《妇女杂志》并兼任文学部门编辑。其时，商务旗下拥有包括最重要的两份杂志《小说月报》（沈雁冰主编）和《妇女杂志》在内的19种期刊，总发行量位居全国之首。杨润余未及而立之年即肩负要职，操持了曾在中国留下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印痕的《妇女杂志》。身为女性主编，杨润余以自己求学于国内外的经历，坚持了这样的办刊方向：积极宣扬男女平等，反对封建礼教束缚，维护女性权益，促进女子入学接受正规教育，触及到了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中极为重要的妇女问题。可惜，不久《妇女杂志》因位于闸北的商务印书馆在淞沪抗战中毁于日军炮火而被迫停刊，杨主编不得已另谋他职；她笔耕不辍，留下了《莫里哀》等著译作品。 自1940年代中期起，杨润余教授全身为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效力，执教俄语和法语。她先在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任职，旋于1957年参与yl6809永利官网外国语言文学系法语专业的创建，1970年转入广州yl6809永利官网（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在珠江之滨和白云山下，昔日的里昂同窗陆振轩（抗战时期曾有“万里驼行穿越昆仑山”之壮举）和罗振英，亦在广州yl6809永利官网任职。在他们各自闪烁异彩的非凡人生中，历经战乱、坎坷及困苦之后，杨润余、夏敬农夫妇与陆振轩、罗振英夫妇，又跨越久远苍莽的时空而重聚羊城，辛勤且安宁地一起传道解惑。他们在晚年毗邻守望，不时相聚，留下了曾同为勤工俭学生的两对中华英才伴侣之终身情谊的一段人间佳话。
1973年初，刘文立从周南中学调入长沙铁道学院教法语；1978年秋，考进北京大学历史系，在张芝联先生指导下攻读法国史；1981年冬，被分配至武汉大学法语系执教并编辑《法国研究》，随后赴日内瓦和巴黎继续自己的学人之旅。每次岗位及学业的变动多年中我都及时地报告了经常挂念的杨润余老师，还寄送过若干译作论文。我任教于华中最高学府后，1982年接到老师的复函，说她对武汉大学再熟悉不过了，其兄杨端六教授也曾长年在珞珈山下东湖之滨服务。信末杨润余教授语重心长地留给学生一句话：“如今你扩展了学识和视野，要好好地服务社会升华人生啊！”阅到此函时，文立停留于靠教书以养家糊口的那种凡俗之念仿佛遭受怦然一击。从此，我把“服务社会 升华人生”八个大字镌刻在了心田。1985年，杨润余教授曾致信于我，说自己的全部藏书可以捐赠给武汉大学图书馆或法语系，要我先与相关负责人沟通联络。当时，我在日内瓦大学进修，因往返邮件延宕加上主事者办事拖沓，最终未能实现杨先生在垂暮之年的爱心愿望。这是文立收到的杨先生最后一封信，在追溯相关往事于眼前电脑荧屏前的此刻，弟子仍觉得有愧于自己的恩师。
1991年末，我从武汉大学法语系调至yl6809永利官网历史系。不久，我在历史系增设了法语和法国史课程。看来是由于这个小小的“创举”，校系领导委托我具体执行一项关于yl6809永利官网和里昂中法学院之间的合作协议，即培养和推荐历史系的法国史研究生去里昂三大攻读学位。而位于罗讷河同索恩河交汇处的古高卢首都里昂，正是70或80多年前包括杨润余在内的数百名中国勤工俭学生及官费生的留学之地。1992至2012年间，身处永芳堂209工作室，在杂乱地堆放着多类别工具书以及电脑的宽敞办公桌旁，面对着围坐于身边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我的眼前经常重现杨润余、张芝联和端木正等恩师昔日栽培自己的一幅又一幅难忘场景。中年以降，觉得身边的学生越来越小，我也就越来越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尽力施教、关爱和提携，因为心里有效仿的表率。是的，时序变换永恒，世代更迭无限，但《论语》和《师说》里阐释的为人从教之道已融汇贯通于一辈接一辈中华士人学子的职业生涯之中。
敬爱的杨润余教授，念及所赐“服务社会 升华人生”的诚挚教诲，感深恩于吾师的终身教书匠刘文立，谨以此文呈献并告慰您老人家。
2020年12
1921年10月杨润余入读里昂中法大学时的学生登记表
杨润余教授在yl6809永利官网执教时的住所（康乐园中区）
供稿：刘文立
编辑校对：冯羽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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