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学人 | 王士惠：父亲和周公的友谊——忆周光耀教授

  从20 世纪50年代早期开始，周光耀老师就在中大外语系任职英文副教授和教授，一直到退休。从50 年代初到60年代未，我父亲王多恩在外语系任教，和周先生共事接近20年。两人不但是合作愉快的同事，而且成为好朋友。

  在我的记忆之中，周先生结婚较晚，一直住在校园北面的单身教师宿舍。每年除夕夜，父亲喜欢邀请这位慈眉善目、平易近人的“王老五”到我们位于中大西南区的家吃年夜饭，我也有幸认识了周先生。我那时候很小，不知道周先生为什么这么受父亲欢迎。父亲于50年代院系调整从武汉华中师范学院调到中大，周先生长时间在被合并到中大前的岭南大学外语系任教，在调到中大前，父亲和周先生素未谋面；另外，周先生比父亲差不多年长十岁，可以想象两人之间会有年龄“代沟”；还有，父亲初到广州，听不懂广东话，也不太了解岭南文化，周先生却是“生于斯，长于斯”，地道的“岭南人”。可是共事不久，父亲和周先生便成了好朋友，可能也是一种缘分吧。只记得吃年夜饭时，周先生都笑眯眯地向大家点头问好。还记得他爱喝点美酒，每当举起酒杯，他的笑容会变得更加灿烂。后来时间久了，在家里，我们会习惯地把周先生称呼为“周公”。当然，见到周先生本人时，我们几兄弟还是毕恭毕敬地叫他“周伯伯”。

  不记得是哪一年，从父母亲那里听说周公要结婚了。我那时候还小，不知道什么叫结婚。只记得一个星期天，父母把我领到了中大小礼堂东面的一幢两层高的名为“教师之家”的红砖绿瓦楼房，去参加周公的婚礼。在那里我见到了周公，当然也认识了新娘子周伯母，我们后来就私底下称她为“周婆”了。只记得在婚礼上吃了一块奶油蛋糕，美味至极。回想起来，周公当时也有四十几岁了吧，记忆中的周婆也不是妙龄少女。听说周婆是位工人，经朋友做媒与周公认识结缘。我至今不知道周婆的名字，但就记得她朴实慈爱、和蔼可亲，待我们尤如亲生子女。

  周公成家后就不再住校园内的单身宿舍，也没有申请校园内的住房，而是搬到广州中山四路附近的一条小巷里的一座小楼房居住。父亲也就没有再邀请他来过年，但是每年都带上我们去他家拜年。周婆热情好客，做得一手好菜，我们倒成了他们的座上客。炸煎堆油角是周婆的拿手好戏，让我们吃了还大包小包地带回家过新年。

  上世纪60年代初，不知是否由于当时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加上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过后；物质生活有所改善，几位外语系英语专业的老师 “雅兴”顿生，定期聚会，美名“春秋二季”。四位老师包括周公、王宗炎先生、吴继辉先生和我父亲。他们的聚会一年两次，到饭店用餐小酌，活动不带家属，仅限四“公”。“春秋二季”为他们几位老师的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增进了同事间的了解，也建立起互相之间的友谊。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父亲不知道应该加何应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与周公商量后，决定组成名叫“为人民服务”的战斗小组，加上另外两位老师一共4位成员。他们是老一辈学人，毛笔字根底都不错，就当起了“文抄公”，每天回到系办公室抄写并张贴大字报，通过这种方式投身“文化大革命”。大约到了1968年，和大部分老师一样，父亲和周公被下放到广东坪石天堂山干校劳动。当时的周公大约60岁了，还要挑着行李铺盖，爬上粤北冰雪交加的高山，但是他并没有怨天尤人，依然是笑眯眯地面对一切。父亲回忆起这段历史时经常说，周公在山上，周婆在广州，因为她是工人阶级，不需要下放改造思想。周婆不时从广州给周公寄来一些点心糖果，周公总会拿出来和父亲分享。父亲感叹自己没有这个福气，因为我母亲在那一年去世了。

  1970年，广东省高校改组，中大外语系专业外语被合并到广州外语学院，从广州河南康乐园搬迁到广州东北郊的石牌五山，后来又转移到广州北郊的黄婆洞。我父亲从此调离了中大，而周公因为属于公共英语教研室，不需要被合并，就留在中大外语系任教。当时从广外到广州市区只有乘白云山班车，一两个小时才有一趟，班车在下午6点多钟就收车了。尽管交通极不方便，父亲每年春节期间，还是会挤公共汽车到广州市区给周公拜年，风雨无阻，年年如是。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大外语系专业外语复办，以戴镏龄先生为首的一批原中大外语系教师从广外调回中大，父亲就留在了广外继续任教。尽管不再是同事，父亲和周公还是保持着好朋友的关系，每年春节，必定给周公拜年。我们兄弟也必定跟随，因为周公和周婆家里一定会有美食招待。

  1978年我入读中大外语系，不时在系里见到周公，得知他教研究生英文写作课。他还是像以前那样笑眯眯的，从容不迫，波澜不惊，不知可否用“颇有老庄遗风”来形容。我1982年毕业，留在中大外语系工作。“子承父业”，我接替了父亲，和周伯伯做了两年“同事”。